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
【美】爱德华.W.苏贾著
王文斌译
商务印书馆 2004年北京
目 录
前言和后记
第一章
历史．地理．现代性
第二章
空间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批判社会理论
第三章
社会—空间辩证法
第四章
城市与区域之辩：第——回合
第五章
重申之言：试论空间化的本体论
第六章
空间化：对吉登斯观点的评论
第七章
城市和区域重构的历史地理学
第八章
一切都汇聚于洛杉矶
第九章
拆解洛杉矶：试论后现代地理学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前言和后记
前言与后记一起写，这对介绍(和结束)一本关于后现代地理学的论文集，似乎是一种非常适宜的办法。这说明从一开始就有这样一种意图：随意摆弄人们熟知的各种时间特征、打破线性文本的正常流动，使其他诸种更为“侧面”的联系成为可能。以序列方式展开的叙事所反映出的固定格式，易使读者以历史的方式思维，如此这般，若要将文本看作一幅地图——通过空间逻辑而不是时间逻辑扭结在一起的具有诸种同存性(simultaneity)关系和同存性意义的地理，那是十分困难的。我在此的目的，是将历史叙事空间化，赋予持续的时间以一种经久不衰的批判人文地理学的视野。
本书的每一篇论文，均是对同一中心主题的不同阐发：以当代的社会理论和分析方法重申批判性空间的视角。至少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时间和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中，已占据了宠儿的地位。理解历史形成的方式，已成为解放性深刻思想和实用政治意识的主要源泉。这一源泉能极其灵活多变地包容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批判性解读。然而在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表现最能发人深思而诡谲多变的理论世界的，是“地理学的创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这就是后现代地理学反复强调的前提和承诺。
当然，收集于此的诸篇论文，可以按次序加以阅读，它们犹如一个具有实质性历史思辨的文本展现在人们面前。但是，每一篇论文的核心，就是试图解构和重构刻板的历史叙事，从时间的语言牢房里解脱出来，摆脱传统批判理论类乎于监狱式的历史决定论的羁绊，借此给阐释性人文地理学的深刻思想(一种空间阐释学)留下空间。因而，序列性流动常常被撇在一边，以便对诸种同时发生的事件和侧面图绘作偶然性的描述，这样，才有可能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叙事而又不失却总体目标这一主线：建立更具批判性的能说明问题的方式，观察时间与空间、历史与地理、时段与区域、序列与同存性等的结合体。将前言与后记，即序和跋，包纳在一起，只是这种有意图的重新平衡行为第一个嬉戏式的标志。
既然以一种扭结时序的方式开始，那么如果说，后现代地理学
的最佳介绍应该安排于最后一章，这看来是贴切的。本书的最后一章是一篇探讨洛杉矶的信马由缰的论文，论述了洛杉矶既整合又分解其先前事物的诸种情况。“拆解洛杉矶”这一题目本身，就是对无疑是后现代景观的一种查究式解读，是对能说明问题的“其他空间”和诸种隐匿性的地理文本的探索。这篇论文感悟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①对“交叉小径的花园”的卓越观察和选址。“交叉小径的花园”是世界上惟一一处无异于任何地方的地方，是一个充满同存性和悖论的无限空间，惟有借用超凡的语言才能加以描述。博尔赫斯的观察使后现代地理学阐释所面对的某些两难处境具体化： 、
然后我看见了那个交叉小径的花园。……作为一名作家，我的绝望就肇始于此。所有的语言是一组符号，这些符号在操这一语言的人中的应用，假定有一个共同的过去。那么我怎样才能把这一毫无边际的交叉小径的花园转变为言语呢？我帐惘迷失的思维对它几乎难以掌握。……说真的，我心里试图想要言表的，却均无法言表，因为若要对一个无休止的连接理出一个头绪，这一头绪也注定是一个无限小的头绪。在这一个单一而又庞大的瞬间，我看到了数不清的行为，既令人愉悦，又让人厌恶；令我惊愕的倒不是其中的某一行为，而是所有这些行为均在空间上占据着同一个点，既不重叠又不透明。映入我眼帘的，均是同存性的事物，可现在流于我笔端的，却是依次性的，因为语言是依次连接的。但不论怎样，我试图尽我所能追忆自己的所见。
在批判地理学的描述中，在借用词语解译具有包容性和政治化的社会生活空间性中，每一种雄心勃勃的举措都将会引发类似的语言绝望。人们在察看地理时所见到的，无一不具有同存性，但语言肯定是一种顺序性的连接，句子陈述的线性流动，由最具空间性的有限约束加以衔接，两个客体(或两个词)根本不可能完全占据同一个位置(譬如在一个页面上)。对于词语，我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作重新的收集和创造性地加以并置的工作，尝试性地对空间进行诸种肯定和插入，这与现行的时间观念格格不人。到头来，后现代地理学的阐释，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刚刚起步。
对这篇尝试性论文起支撑作用的，是压缩了的一章。这一章描绘了城市重构的政治经济学图景，反映了当代洛杉矶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的地理景观，展现了一幅更加具体的区域地理，借以例示一种“灵活”的资本主义积累新体系的崛起，这种积累是严格建立于一种恢复性的空间“定位”，可又与后现代文化机制具有边缘性的联系。作这种铺垫性的描述之后／之前，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需要有一种更加深刻的构建。这一构建的途径就是分析在资本主义城市里城市构形的演化、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区域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千变万化的景象，以及国际空间劳动分工的各种重新布局。
在此，如同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一样，对资本主义空间—时间的起伏性发展具有一种基本假定，对缘起于以往两百年中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延续的周期性和空间化具有一种宏观的结合。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书的宗旨是开辟和探索一种批判视点，这一视点必须深刻地来源于时间连续性和空间同存性有力的交互作用。后现代和后福特主义地理学被界定为空间性序列最新近的产物，这种空间性可以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连续性时代复杂地关联在一起。我改写“长波”(long waves)理论的基础，是欧内斯特·曼德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戴维，戈登及其他学者的著作。我将这些学者的著作视作一种能发人深思的空间—时间亚文本(subtext)，借以解读城市、区域、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历史地理。
最后三篇论文更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空间化，在本书的前两章得到了不同方式的阐发和诠释，这是继对现代批判社会理论和话语的一种有见地的重构以后而定位其他各种后现代地理学的。我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约翰·伯杰、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欧内斯特·曼德尔和亨利·勒菲弗的洞见，试图使传统的叙事空间化，其方式是重写这样一种批判社会理论的思想史：围绕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不断演进的辩证关系——地理、历史与社会。在第一章，将一种空间阐释学置于从属的地位，这可追溯至19世纪的历史决定论，以及随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是一段在现代性的概念化和经验方面周期性地发生急遽变化的历史。这种同样是由危机引发的周期性变化，其涟漪始终在资本主义城市和地区的宏观历史地理学中荡漾，人们可以发现它反映于批判理论的意识之中，建立了批判思想诸种“体系”一种相互缠结的序列，这种批判思想大致是在同样的半个世纪的时间段以后随之产生的，自革命时代，即重构和现代化四个间歇性时期的第一个时期以来，这同一半个世纪的时间段已经将处于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成了若干阶段。
以1848至1851年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为标志的19世纪中叶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古典时代，也是一个历史性与空间性保持大致平衡的时代。人们不管回首贯穿于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诸种观点里的批判思想，还是回顾贯穿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诸种视点里的批判思想，这种平衡成了解放意识的源泉。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具体地理及其空间和地域的结构进行挑战，这是发生在这一时期里的各种激进评论和各种地区性社会运动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对新确立的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国家来说，这与改革这种地理概念的做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性目标如出一辙。然而，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这种明显的空间评论，不论是激进的抑或是自由的评论，均开始退隐于力量更强大的有关时间和历史的革命主体性的欧洲中心论主张的背后。
如果用回忆的眼光加以审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被看作在批判社会思想方面历史决定论正在崛起而空间观念相应湮没的一个时代。社会主义评论紧紧地依附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周围，而孔德和新康德思想两者结合起来的影响，重塑了自由的社会哲学，促发了各种新“社会科学”的形成。这些社会科学的主旨，也同样是想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历史过程，但仅仅是偶然的地理过程。一种去空间化(despatializing)的历史决定论的跃然升起，只是到了现在才为人们所承认，并得到了人们的检视，这一情况与资本主义第二次现代化以及帝国和公司寡头卖主垄断时代的肇端恰好同时发生。它十分成功地对空间进行了堵塞、贬低和去政治化，将空间当作批判社会话语的一个对象，这样，即便是解放的空间实践的可能性也销声匿迹了将近一个世纪。
在资本主义第三次现代化以及接踵而来的福特主义和官僚国家—管理时代(大致从俄国革命开始直至1960年代后期)期间，历史对地理的理论主宰几乎设有什么变更。如同福柯所说的，19世纪沉湎于时间与历史，继续与现代批判思想相提并论。本书第一章以福柯的总结性观察开端和结尾：“空间被当作是死亡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主流之外，一种富有生气的地理学想像的一个个小小旋涡幸存了下来，可这些旋涡让人难以捉摸，始终处于明显的边缘地位。
然而，在1960年代的后期，随着由危机引发的第四次现代化的开始，这种持续已久的现代批判传统开始发生嬗变。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看来均爆发性地发展成为更具异质性的不同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往日的凝聚力和集中性。况且，随着另一个世纪末的临近，对隐现于业已重构的当代世界的诸种险情和可能性的驾驭，其他的现代运动似乎已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后现代性、后现代化和后现代主义一直是易引起争议、易混淆的术语，充满了各种毫不相干而又常常是诋毁性的含义，但现在看来它们似乎是描述当代文化、政治和理论重构的合宜途径，也是彰显对复杂地与其交错在一起的空间加以重申的恰当方法。
起初，由于对过于草率地“向后冲”，我心存犹疑，因而我脑海里曾一度转悠着创建一种一起名为《反后》(antipost)的新杂志的想法，以便不仅与后现代主义抗衡，而且还与从后工业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等带“后”这一前缀的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isms)相对抗。从我徒有虚名的承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对后现代这一形容词性标签，以及后现代对在批判思想和物质生活方面有可能发生划时代过渡的有目的宣言，我现在感到更加舒畅。我依然主要将目前这一时期视为现代性的另一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重构，而不是将其看作对所有不断发展的后启蒙运动(post-Enlightenment)的思想的一种完全脱节或一种完全替代，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认为，他们将自己标榜为后现代主义(这些人如果被当作反现代主义者，这或许更贴切一些)。我也了解到，对于目前主导性的新保守主义以及大多数后现代运动令人困惑的古怪想法，现代左派带著怀疑性的敌意。但是我深信，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无可挽救的反动而对此熟视无睹，这将会丢失太多的机会。
我所理解的是，对后现代左派的政治挑战，首先需要对目前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第四次急遽性又是迷惑性的现代化作出承认，并对此需要有一个中肯切题的解读。愈益明朗的是，假如光凭现代马克思主义或激进的社会理论这些传统的工具和富有见地的思想，这种深刻的重构在实践和政治上均是无法得到理解的。这并不意味着，像先前许多论述现代左派的人草率表述的那样，这些工具和富有见地的思想需要被抛弃。相反，它们必须灵活并适应性地得到重构，以便更有效地与本身正在变得更加灵活和更富有适应性地得到重构的当代资本主义作斗争。譬如说，对里根主义和撤切尔主义反动的后现代政治，必须针锋相对地加以直视，其方法就是利用熟悉情况的具有抵抗和启发精神的后现代政治学。这一政治学能够揭去里根主义和撤切尔主义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面纱，因为这种面纱在今天以各种新的不同方式对阶级剥削、性别和种族统治、文化的和个人的减势(disempowerment)，以及环境的恶化等采取了物化和混淆真相的手段。对后现代性的诸种险情和可能性的各种论辩，必须找到结合点，而不是彼此抛弃，因为历史和地理的构建均处于危急关头。
我在此并不意欲构筑一种激进的后现代政治计划。但是，我的确想要搞清楚，不论这一计划将以何种面目出现，它从一开始就必须有意识地得到空间化。我们必须时时注意，空间是以何种方式被人用来掩盖各种结果，使我们对此无法了解；权力和行为准则的诸种关系是以何种方式被深深地印人社会生活明显的纯真空间性；各种人文地理是以何种方式变得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本书里的九篇论文中，每一篇都可以相应地被解读为一种尝试性的空间化，一种构建新的批判人文地理学的后续性努力，一种适应当代政治和理论挑战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直截了当地对历史决定论作出批判而又不跌人简单的反历史的泥潭，这是对批判思想和政治行为进行空间化的一个必要步骤。本书的前四篇论文倒置了历史决定论盛气凌人的挂毯，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准则和话语与现代地理学的行为准则和话语之间的处于不断嬗替的碰撞，追溯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的湮没以及对此进行最终重申的历史。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从这种碰撞中最终跃然于世人面前，而且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很有影响力地构建了各种理论论辩，本书对所有这些问题均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它们几乎独立地滋养了一种批判话语，在这种话语里，空间“很重要”，人文地理并不完全被归人历史的想像之中。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回顾了自己早些时候写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述了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城市性在理论上的特殊性，以及在资本主义的生存中就地理角度而言的不平衡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三个主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的空间化，已为批判社会理论空间的重申提供了重要的跳板。然而，单独地看，这几章也许显得有些空洞，因为它们几乎完全仰仗于逻辑的说服力以及自信的理论思辨，用相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修辞性语言加以表达。本书最后的三篇文章试图给以上的这些理论思辨提供更多的经验性和阐释性的内容，尽管这三篇文章中的前两篇有助于解释这些理论思辨的历史根源和历史演变。但是，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我采用了另一条强化和说明的途径，对从理论思辨到更加抽象的本体论王国的“反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s)进行了深刻的探究。在许多方面，这些处于本书中间的各章，对整个论文集能起到中枢的作用。这两章也可以先读，因为它们能提供一种不同的介绍。
对空间的重申以及对后现代地理学的阐释，不仅仅是经验性考察的一个聚焦点，也是对这样一种需要的回应：对具体的社会研究和熟悉情况的政治实践中的空间形式，需要加强注意。对空间的重申，也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社会理论进行一种隐喻性的重构——这是一种表面化的语言学空间化，使地理学看起来如同历史一样在理论上显得重要。若要严肃认真地对待空间，那就需要在抽象的每一个层面上，包括本体论在内，对批判思想进行一种更加人木三分的解构和重构。或许本体论尤其如此，因为正是在基于存在主义的讨论这一基本层面上，对历史决定论进行去空间化的歪曲才能得到最稳固的定位。
第五章开辟了本体论的解构。这一章是以对空间进行再认识的尼科斯．普兰扎斯的一些观察开篇的。普兰扎斯观察到，空间和时间的幻想已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特征。他的这一观察是对勒菲弗和福柯的一种附和。尤其具有意味的是，普兰扎斯将国家和社会的空间“母体”概念化为对各种生产关系的同存性预想和体现。这是一种“基本的物质框架”，而不是单一的“表征”方式。我推进了普兰扎斯的这些观察，提出，两种阴魂不散的幻想明显主宰了西方观察空间的方式，将某种属于第三种的阐释性地理学挡在批判性质疑的视线之外。这种阐释性地理学认为，空间性同时(又出现了“同时”这个词)又是一种社会产物(或结果)，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构建力量(或媒介)：这对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来说是极为关键的见地。
“模糊的幻想”(illusion of opaqueness)使空间物化，这诱发了一种仅仅看到表面物质性的短视。这种表面的物质性就是各种具体化的形式，除对体积的大小和现象的描述敏感之外，对其他的事物几乎麻木不仁。体积的大小和现象的描述是刻板的、僵死的，也是非辩证的，这是空间科学笛卡儿式的地图绘制。另外，“透明的幻想”(illusion of transparency)去除了空间的物质性，使其成为纯粹的思维过程和表征，这是思维的一种直观方法，同样使得我们无法看见各种情感地理(affective geography)的社会结构。情感地理是对体现于空间性的诸种社会关系的具体化，将空间阐释为一种“具体的抽象”，一种类似于马克思对商品形式进行概念化的社会象形符号。哲学家和地理学家已往往在这两种变形性幻想中来回跳跃了好几个世纪。这两重性地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使人们看不清充满权力和诸种难题的地理构建的真相，遮掩了对社会进行掩盖性和工具性的空间化。
突破这种两重性的束缚，涉及一种本体论的抗争，以恢复对存在和人类意识进行有意义并基于存在的空间化，建构一种社会本体论，其中空间从一开始便至关重要。我参与这一抗争，首先是对萨特和海德格尔歪曲时间的本体论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评价，他们是20世纪关于存在问题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然后，(在第六章)对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时间—空间构建”经过翻新的社会本体论进行分析和拓展。以吉登斯为依据，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种以存在为结构的空间拓扑学以及附丽于在世界中存在的状态的普通概念，这是对体现于多层次地理学的社会存在的一种基本语境化。这种多层次地理学是由社会创造和社会区分的结点性区域，以不同的规模存在于游移不定的人类私人空间和人类居住地更加固定的公共场所周围。这种本体论的空间性使人类主体永远处于一种具有塑造能力的地理位置，并激发了对认识论、理论构建以及经验性分析进行一种激进的重新概念化的需要。
构建一种空间化的本体论，仿佛是地理探索和地理发现的一次远航。本书里关于洛杉矶的诸篇论文，以及试图揭示历史决定论的各种批判性缄默(critical silences)的尝试，就是如此。它有助于完成这本论文集想要绘制的介绍性和标示性的地图，界定其范围，圈定其阐释性地域，辨明将要旅行的一些路径。但是，这幅组合性的画面依然不完整，因为当代对社会理论中空间的重申所需要发现和探索的事物仍然很多，在我们能够把握后现代地理学的影响和内涵之前，依然有许多路要走。
尽管将后记与前言结合起来写是一种闹着玩儿的把戏，可对这一业已完成的作品，我仍然不想再谈一些关于自己是否称职的话和再作一些自我批判的反思。相反，我以一些必要的鸣谢作为结尾。首先，我必须感恩于那些被我选为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而加以表述的人：米歇尔·福柯、约翰，伯杰、欧内斯特·曼德尔、弗雷德里克·杰姆逊、马歇尔·贝尔曼、尼科斯·普兰扎斯、安东尼·吉登斯、戴维·哈维，尤其是亨利·勒菲弗，他的执著和给人以灵感的空间感使我感到，在以往的十年中我并不那么孤独。这些学者从未将自己描述为后现代地理学家，但我相信，他们将要并试图通过有选择地利用自己的深刻思想来解释个中的缘由。
由于本书九篇论文中的每一篇都在某些方面取材于我业已发表的作品，我也必须感谢下面这些书和杂志的出版者和编辑，他们允许我自由地节选或改写。他们是：《地理新模型》杂志(R．皮特和N．思里夫特编辑)、阿伦和昂温出版公司(因为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部分内容)、《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和《对跖地》杂志(因为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大部分内容)、《社会关系和空间结构》杂志(D.格雷戈里和J，厄里编辑)、麦克米伦教育有限公司和圣马丁出版社(因为第五章的前半部分内容)、《环境与规划A》杂志(因为第六章的前半部分内容)、《环境与规划D：社会与空间》杂志(因为第七章关于区域问题的一半内容和第九章的几乎全部内容)、《经济地理》杂志和《资本主义城市》杂志(M．史密斯和J，费吉编辑)＼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因为第八章的许多内容)。全部参考文献可以在文献目录里找到。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对我的研究和以往十年的写作提供了经费，对此我表示感谢。这所大学长期持续地给我提供了十分优越和催人奋进的学术环境，在建筑和城市规划研究生院的内部和外部均是如此，对此，我更要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在城市规划研究项目里的同事和学生给予我特别的支持和容忍，每当我在空间抽象的王国里走得太远时，他们便将我拖回到实践性的现实。科斯蒂斯，哈齐米查里斯、丽贝卡·莫拉莱斯、格茨·沃尔夫、阿伦，赫斯金、马尔科，琴扎提和阿伦，斯科特已合写了我在本论文集中有选择地加以重写的部分文章。迈克·戴维斯和玛格丽特·菲茨西蒙斯编辑的敏锐、令人激奋的思想和鼓舞人心的话语使我受益非浅。对于他们的帮助，我深表谢意。
最后，我必须感谢莫琳。她是我所有感谢的人当中最实际、最执著、最持久、最实在的一位。对于此书的脱稿，人们的欣慰莫过于她的欣慰。
①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和小说家，曾参加西班牙极端主义运动，作品基调孤独、迷惘、彷徨、失望，常带有神秘色彩，代表作有诗集《面前的月亮》、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等。——译注
